龙虎和平台·当科学家走上前台讲述科研故事,该如何打造一名“网红”科学家

2020-01-11 10:43:04

龙虎和平台·当科学家走上前台讲述科研故事,该如何打造一名“网红”科学家

龙虎和平台,在一年半的时间里,89位科学家依次来到“我是科学家”的舞台,分享自己领域的科学故事。他们中有“蛟龙”号主任设计师杨波,也有杨利伟等航天员的“女教头”黄伟芬。

由中国科协科普部主办的“我是科学家”活动,旨在通过演讲的形式,让更多科学家从幕后走到台前,分享自己的科学故事,从而打造“网红”科学家。

不过,对于仅有8.47%的公民具备科学素养的中国,若要让这一数据达到10%,即创新型国家的门槛,仍需社会和制度的激励,让更多的科学家站出来,向公众传递科学的方法、精神、思想。

用18分钟讲个科学故事

2018年7月9日,第一期“我是科学家”以“科学的诗与远方”为题拉开帷幕。

中科院粒子天体物理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双南是“我是科学家”的首位讲者。他分享了自己的学思历程,以及对“科学是什么”的理解。当天,还有三位科学家依次登台,讲述自己的故事与思考。

在此之后,“我是科学家”几乎每个月都会举办一场。天文、地理、医学、环保……每一期活动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并邀请4-5位科学家前来分享。

按照约定,每位科学家有18分钟的时间——虽然他们大多会超时到20多分钟来完成自己的演讲:既要由浅入深讲述科学知识,也要分享自己的科研经历。

这些长期处于幕后的科学家们,几乎没有演讲经验。“我是科学家”总策划、果壳副总编吴欧告诉南都,起初很多科学家都将活动理解为做学术报告,演讲初稿就长达2小时,里面充满晦涩的科学名词和严谨的学术推理。

可对于专业之外的公众,这样的学术报告几乎就是“枯燥”和“困意”的代名词。如果从事航天发射的专家给观众讲解如何做轨道计算,“大家肯定一下子就蒙圈了,现场效果也不会好。”

这时,策划团队就要想办法引导科学家找到故事所在,“你们执行过程难在哪?”“如何在地球上模拟月球的低重力环境?”

在策划团队的追问下,科学家讲出了很有画面感的场景,将模型吊在经过特别设计的塔架上,以此模拟月球的低重力环境。“这样演讲时,画面和场景会非常多,ppt也就会好看。”吴欧解释。

“所以我们要鼓励他们,甚至有的时候要下‘狠手’,把他的东西给砍掉。”吴欧说,这常常需要和科学家们反复沟通,提炼出科研经历中兼具故事性和科学性的部分。

中国科协科普部科普信息化处处长张斌告诉南都,科普不仅仅是传播科学知识,也要传播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但这些内容很难通过文章等形式传递。

而让科学家讲述自己从事科研工作的过程,更能够传达科普的内涵。“我们很多科技工作不仅有意义,有时候也很有趣、很好玩、很有意思。”张斌表示,这些内容可以吸引青少年在未来投身科学事业。

活动也确实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关注。有大学生从武汉2小时高铁来广州,只为见一位女科学家,她还送上了一张明信片和一盆薄荷。每次活动结束,都会有不少年轻人围着科学家提问,有的关于个人的学业、职业选择,有的则是某个技术细节。

打造网红科学家

“我是科学家”孵化自中国科协在2015年正式立项的科普信息化工程。在那之前,科协的科普工作多以传统方式展开,包括建设科技场馆、科普宣传栏、报刊杂志等。

张斌告诉南都,彼时互联网上的科普资源非常少,科协便联合了多家媒体和平台共同传播科普内容,科学家则负责生产制作或审核把关,以保证内容的科学性。

“在做这个的过程中,很多科学家或科技工作者都深度参与了,但是他们还是在做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在张斌看来,科普也应该推出更有“人格化”内容,应将科学家们从后台推向前台。

“我们想,能不能打造一些科学家的网红?”张斌说。

在“我是科学家”团队中,科学编辑们也被叫做“科学星探”,他们就像挖掘明星一样,挖掘和包装科学家。

吴欧介绍,要让科学家有明星的感觉,首先就要给科学家做好形象设计。有化妆师做的精致妆容、有精心设计的形象动作、有职业摄影师后期的精修,对科学家的包装手法都向明星看齐。

“在这之前,可能很多科学家都没有一套太像样的职业照。”吴欧补充说,公众印象中的科学家多是安贫乐道、‘不修边幅’的形象,但以科学家对社会的贡献,“配得上这种很精英的人设”。

不过,这并非要颠覆科学家的形象。“我们更多是想跟公众呈现一个比较真实的科学家面貌。”她告诉南都,现在科学家的形象十分多样,不少年轻科学家很时尚,“要把他们日常中很精彩的一面提炼出来”。

此外,科学家演讲用的ppt,也经过设计师的专门设计和美化。例如,若是ppt中的数据太学术,设计师就会做个小动画。演讲中所需的各类历史照片,项目组也会去图库中购买高清版本。

张斌表示,“我是科学家”从ppt打磨到演讲风格的设计,都是希望让科学家以崭新的面貌面向公众。这不仅可以引起孩子对科学的兴趣,也可以增加科学家参与科普的动力。

“让他们觉得科普是有价值的,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这对他们个人来说,也是在从事一件好玩的、酷的事情。”张斌说,如果不断通过这样的平台打造出一些在媒体上有影响力的科学家,未来可能会带动更多科学家投身科普工作。

科学星探们的工作,也确实打动不少科学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有位女科学家后来给“我是科学家”引荐了多位工程师,包括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国家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黄伟芬;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总工程师,“张衡一号”卫星工程首席科学家申旭辉等。

事实上,推荐自己的朋友、同事来参加活动,在“我是科学家”的历史上已经发生了多次。吴欧将这看作是演讲人对项目的认可,“一定是他觉得你好,才会推荐给身边的人。”

“是个很有挫败感的事情”

吴欧是科学记者出身,做了多年科学报道的她,能明显感受到近年来科普工作发生的明显变化。

回到10年前的“史前互联网时代”,当吴欧想要找到一名科学家时,只能通过黄页先找到科研机构的电话。同时,由于互联网不发达,当时也很难确定哪位科学家是合适的采访对象。

“这么一直往下追,打四、五个电话之后,基本上才能找到准确的人。”她回忆。

而当互联网建立后,寻找科学家的工作就变得非常高效,也很容易和科学家建立联系。亦有科学家主动开了博客、微博,自愿撰写科普文章,这“是科学家从象牙塔里,逐渐向大众靠拢的表现”。

张斌也表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愿意做科普的中青年科学家在逐年增多。不过,在他看来,有意愿又能做好科普的科学家“真的挺少”。

“别看科普好像谁都能讲两句,但真正能做好、做到公众喜欢,这个非常不容易。”他说。

张斌举例,“嫦娥之父”欧阳自远院士是一名做科普非常有名的科学家。就嫦娥卫星绕月这个主题,欧阳自远准备了60多个版本的ppt,分别针对不同对象,如小学生、大学生、领导、公司职员、一般公务员等。

“他确实有一套自己的思路和方法,这个非常难得。”张斌说。

在吴欧看来,目前“我是科学家”的效果大致让人满意,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舞美灯光都有现成的套路,最难提高的就是演讲内容和质量。

她向南都分析,这一方面由于自然科学内容在传播上的弱势,另一方面,科学家的整体表现力仍然不够。“我觉得一定还会有人讲得更好,这个方向上年轻人还是值得期许的。”

尽管吴欧总能遇到让她觉得“不白张罗”的观众,但从整体上看,公众的科学素养仍然有待提高,“我们经常也说,做科普长时间来看,是个很有挫败感的事情。”

对科学家做科普要有制度性激励

依据《2018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所公布的数据,去年中国公民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为8.47%,也就是说,每100个中国人中,仅有不足9人具有科学素养。

这一数据虽然正在快速上涨,2001年时仅为1.44%,但距离国际公认的进入创新型国家的标准之一——公民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达到10%,仍有一定的差距。

提高公民的科学素养有何意义?张斌告诉南都,创建创新型国家,不能只靠尖端人才。人才的培养与成长需要广阔的基础,“如果大家科学素质都不行的话,创新人才怎么能够长出来?”

政策层面对此已有行动。2016年发布的十三五规划,就写入了“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10%”的目标。张斌也表示,各地就公民科学素养各自制定的指标体系,也大多纳入到地方政府的工作考核中,起到了非常好的政策推动作用。

不过,国家和社会对科学家从事科普的支持力度仍有待提高。“大部分科学家愿意做科普是靠情怀,是利用科研工作之余在做科普。”张斌坦言。

在他看来,大环境对于科学家做科普,应该有更多的制度性激励,而不仅是靠科学家的个人情怀和热枕,“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有些人做着做着就做伤了”。

张斌表示,这种制度性激励应在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和对人的评价两方面都得到体现。

例如,在评价科研成果时,指标体系中也应当有对科普工作的评价。特别是财政资金支持的科研项目,“都是纳税人提供的经费,你就有责任向纳税人解释清楚,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

张斌介绍,美国等国的科学家在申请项目时都会要求他们在科普上有所产出。

同时,对科普工作的评价也应当反映在职务的晋升方面。比如,若是科普做的好的科学家,可以评科普相关的专业技术职称,就会有很好的激励性。

南都记者注意到,目前已有地方开启这一尝试。今年6月,北京就新增了科学传播专业职称。只要在北京从事科学传播、普及、推广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如科普所的研究学者、科普书作者、科普专栏作家、校外科普教育老师、博物馆讲解员等,都可以申报科学传播专业职称。

此外,张斌也表示,企业也应加入到科普工作中。虽然科研院校历来是科普的主力,但中国9100万科技工作者中,有约70%都在企业任职。

“企业既然有这么多科技人才,应该成为科普工作的一个主体。” 张斌表示,无论是出于塑造企业形象,还是尽到社会责任,国外的大公司都会做一些科普相关的活动,但国内在这方面就有所欠缺。

张斌也告诉南都,不要觉得科普工作就是扫盲,“这能吃、那不能吃”。应该让全社会都意识到,科学普及对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促进国家创新发展、提高民族文化水平的意义。

南都见习记者 宋承翰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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